孙建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理论创新及实践指向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创新性地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颠覆了西方式现代化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将其转化为人、自然与现代化的和谐统一；创造性地作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论断，为走出一条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辩证统一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增进民生福祉，以“发展绿色生产力”增强转型动力，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释放建设活力。可以肯定，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将与生态文明建设一道推进，共同助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作者：孙建华，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苏州大学基地研究员

摘自：《学海》2024年第6期

原题：《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理论创新及实践指向——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5年第2期（点击查看第2期目录）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诞生于中国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是对西方式现代化逻辑下零和式发展模式的超越，具有鲜明的理论创新品格和明确的实践指向。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谋划生态文明建设，创新性地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颠覆了西方式现代化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将其转化为人、自然与现代化的和谐统一；创造性地作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论断，为走出一条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辩证统一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增进民生福祉，以“发展绿色生产力”增强转型动力，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释放建设活力。可以肯定，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将与生态文明建设一道推进，共同助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创新性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辩证视野。在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探索人类未来社会发展方向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与人的辩证关系作了大量论述。恩格斯早在《伍珀河谷来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描述了河水污浊、粉尘满天的状况，工人们工作环境恶劣、生活极度穷困、工资收入微薄，每天都经受着失业、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详细描述了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等古代文明遭到自然界报复的事例，提醒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否则终将自食恶果。这些论述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所作的科学分析。就人与自然的原始关系看，自然是先于人类出现的存在物，“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感性外部世界，人通过对象性的劳动实践将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使自然朝着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向不断拓展。就人与自然的冲突原因看，人与自然在能量、物质上的交换逐渐频繁，人自身的创造能力不断提高，向自然索取的能力不断提升。而随着资本主义与西方式现代化的发展，人对自然的伤害逐渐增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时人与自然矛盾加剧主要缘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认可的现代化发展方式。就人与自然的理想关系看，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转变发展理念，创立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才是破解生态危机的根本之策。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境界，也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精髓，这一理念从提出到上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核心理念经历了一个过程。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意识到耕地、人口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问题，指出我国“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给出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胡锦涛针对人民群众愈加强烈的生态环境需求，明确指出“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将生态问题上升到对人类福祉的哲学思考。新时代中国先后提出“五位一体”“美丽中国”“新发展理念”“双碳”等理念，对生态文明高度重视。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并作了“十四五”期间相关建设具体规划。2022年党的二十大召开，标志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党的中心任务，同时也开启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新征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的提出，表明我国正向世界全图景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建设选择。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夯实了伦理基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提出有一个历程。2013年习近平首次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他指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由此开启了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探寻。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首次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021年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主旨讲话，强调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要注重“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2022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人与自然构成的生命共同体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要求。由此可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原创性论断，否定了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同时也超越了荒野哲学追求“人类在一个满载着价值的、历史性的地球上的生活”的情感倾诉，坚持了人与生态自然休戚与共、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辩证关系，充分体现了两者相辅相成的内在关联性。 

创造性作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论断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生产力理论。自然生产力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多有涉及。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资源赋予了价值意蕴。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经常使用“劳动的自然条件”“自然富源”等词来表述“自然生产力”概念，特别指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承认自然具有生产力的同时，也强调自然生产力不仅包括已进入生产实践过程的生产力，还包括有待开发、尚处于潜在状态的那部分生产力，如丰富的渔业资源、森林资源、矿产、金属等。最后，资本主义制度视域下的传统生产力观点认为，自然生产力如同其他生产力一样是无偿的，是“人的对象”，因此资本逻辑下的自然生产力表现为被驯服、被奴役的状态，自然生产力被不自觉地利用，却往往得不到保护和修复。而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生产力理论则认为，劳动实践实现了人和自然间的物质交换，自然资源遭受掠夺、破坏而得不到补偿和修复，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循环将被人为打破，由此造成的新陈代谢断裂将直接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态危机实质性的消解需要把作为“人的对象”和“有用物”的自然从资本异化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将涵养自然生产力和提升自然生产力两者统一起来，将自然生产力纳入社会生产力范畴，建立自然资源价值体系，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统一起来。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包含着深刻的唯物辩证意蕴，它所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揭示了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并行不悖的内在关联。

“两山论”提供了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辩证统一的认识，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方面，“两山论”是党和国家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随着生态欠债愈发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正确认识和解决生态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详细阐述“两山论”的辩证意义，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明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辩证交互关系，否定了两者间的对立。由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就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重要观点。另一方面，“两山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赓续。中国古代先贤对“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道法自然”等理念十分推崇，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生态智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综观可知，“两山论”为人民福祉、生态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提供了指导，为推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坚实基础。随着生态治理的逐渐好转，绿色发展问题成为需要深入思考和认识的问题，此时“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提出恰逢其时。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提供了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辩证统一的认识，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又一次认识飞跃。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揭示了生产力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意义，间接认可了自然生产力之于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20世纪末西方对自然的经济价值的认识还停留在“要使大自然的产物增殖到使人类经济体系富足的目的”上。对比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生产力的价值认识是更加深刻和领先的。我国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生产力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绿色生产力”概念。历史和现实证明，只有正确理解绿色发展在社会生产力中的支撑作用和价值意义，积极探索生态治理和绿色发展道路，才能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与经济增长辩证统一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认为，当下和未来只有积极发展绿色生产力，才能培育出新质生产力，才能形成具有引领性和颠覆性的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才能抢占未来产业的先机，才能实现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建成美丽中国，实现强国建设目标与民族复兴伟业。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实践指向

与西方式现代化将环境保护作为政治口号而在具体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将其边缘化的做法相区别，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科学理论认识和鲜明实践指向的有机统一，致力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相结合，是“有目标、有规划、有战略”的，直面新征程上的绿色发展问题，即“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不足，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部分区域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相应地，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具有以下三点鲜明实践指向：

第一，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增进民生福祉。西方式现代化追求和保障“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清晰认识到优美生态环境归根到底是为人民美好生活服务的，以满足人民对优质生态产品和服务的需要，优美生态环境是增加人民幸福感、满足感、获得感的有效途径。因此生态环境问题就是民生问题，而且是重大民生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深刻意识到“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将生态环境作为民生领域的重点工作来抓，坚定认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方式和具体措施。新时代以来，中国通过系列措施政策和发展战略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和民生福祉的协同推进，致力于以生态环境提升增进民生福祉。

第二，以“发展绿色生产力”增强转型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那么，发展什么、如何发展成为必须解答的问题。“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即生产力水平决定着社会发展水平。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也指出“合理的发展阶段是与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成正比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习近平创造性作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论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找到发展绿色生产力这个根本的发展方向，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在生产力方面的必然实践要求。新质生产力和绿色发展都表现出智能化、绿色化及融合化等特质，“新质生产力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持续动力”。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同向发展、相互促进，其必然结果就是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在中国有着良好的社会基础和创新氛围。当下中国正在上下一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融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之中、国家发展规划和各项发展战略当中，国家持续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开展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推动绿色消费日渐深入人心，不断优化绿色金融资源配置等。

第三，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释放建设活力。关于改革的任务与意义，邓小平曾提纲挈领地将其概括为“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改革，创新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三个具体改革的方向和十多条具体改革措施，同时注重“从生产关系的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的政府管理等方面推进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为发展绿色生产力提供直接动力”。这些改革措施将有效推动生态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在今后建设过程中，无论是生态文明建设还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以上已经列举和出台的改革措施并不能完全解决新遇到的问题，“唯有始终保持锐意进取、敢为人先、迎难而上的奋斗姿态，积极担当作为、敢于善于斗争”，积极主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促进生态文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思想观念革新和体制机制改革，才能持续释放出绿色生产力、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活力。

来源：学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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